历来，文字狱为害尤烈，到乾隆朝进入“鼎盛时期”，但之后文字狱却从来没有断子绝孙，很有一些人总是怀念文字狱的“境界”，并奉承其衣钵，希望渐入佳境。

    为何有人对文字狱念念不忘呢？盖缘于文字狱可以随时随地弄出来，不需要什么口供、旁证，以及色听、气听、目听什么的，对方的几个文字、一首小令、一段话、一篇文章都可以拿来无中生有、断章取义、歪曲解析、上纲上线，以文字定案，简洁、爽快，一刀下去，见血封喉，没得啰嗦。搞文字狱者，不外乎有三种情形，一则，为了政治需要，必须使用“非常规手段”来收拾那些他认为“调皮捣蛋”者，以达到当权者需要的大好局面；二是当权者籍此压制、打击其他势力，排除异己；三是有的文字委实呛了当权者的肺管子，人家老大哪受得了这个气，不弄你一个文字狱怎活得舒坦？其实，文字狱恰应了那句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”的俗语。

文字狱招人喜欢，就像臭豆腐一样，闻着臭，但有人偏就得意那一口，吃着香。王实味因为《野百合花》被康生盯住不放而殒命；胡风因其理论，以及1954年向中央写的《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》（即“三十万言书”）被“御用文人”姚文元一通死缠烂打后，变成了反革命；因为《海瑞罢官》、《燕山夜话》两部作品被颠倒诬陷，成为文革第一文字狱，作者吴晗在1966年含冤自杀，以证清白；口口口口口口口口（此处删220字）。其实，文革期间大大小小的文字狱多矣，那是个疯狂的年代，多文字狱不足为奇，只是到了眼下还出现文字狱倒是让人费解，如彭水诗案、以及差一点成了文字狱的“西丰事件”。

话又说回来，如今出点文字狱也没什么费解的，哪个地方出了文字狱，毫无疑问，哪个地区一定是出现了权力膨胀之人、法制阉割之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