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样是文人，苏轼（公元1037——1101年）可就没有了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那样幸运了，因为一个“乌台诗案”使他差一点丢了身家性命。在赵宋朝之前，也有过零星的文字狱，但大抵是小打小闹，只到了“乌台诗案”才算是上了层次和规模，也开了中国历史上以诗定罪的先河，到了康熙、雍正、乾隆那会，定是被引进、消化、吸收、发扬光大了。

说起“乌台诗案”这起文字狱还得从王安石变法谈起。公元1067年宋神宗即位，立志革新，熙宁二年四月，召王安石入京，变法立制。变法刚开始，就遭到以元老重臣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的极力反对，由于正见，苏轼与保守派成了“一个壕沟的战友”，对变法派在新法上抵制、在用人不当上含沙射影，结果遭到曾被苏轼弹劾的御史李定等人的穷追猛打，他们指责苏轼借古讽今、谤讪朝廷、影射皇帝，罗织了欺君妄上、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，欲置之死地而后快。宋神宗本来对苏轼的抵制改革、不讲政治、不和中央保持一致的一言一行就很恼怒，经御史们的这一上纲上线，便于1079年7月下诏御史台审理苏轼。因为御史台庭院里的树上多乌鸦，也称为“乌台”，“乌台诗案”由此得名。

“乌台诗案”是苏轼被变法派排挤到湖州时写的那篇《谢湖州上表》惹得祸。苏轼表中言：“伏念臣性资顽鄙，名迹堙微。议论阔疏，文学浅陋……知其愚不适时，难以追陪新进；察其老不生事，或能收养小民。”以“新近”、“生事”词讽刺投机钻营之人，被御史李定等抓住小辫子：这哪里是谢皇帝您呀，分明是诋毁您老人家不会用人吗。但凡正直之人怕就怕这些鬼七王八者暗里使绊子，正直人在领导面前羞于说三道四，凡事求公正、对事不对人，却抵挡不住奸佞者在领导耳边的三两句挑拨，这也是正直人的软肋吧。因为“新近”、“生事”直揭李定等人的伤疤，于是便对苏轼下了死手，如他们找出苏轼《山村三首》诗之三，指责“老翁七十自腰镰，惭愧春山笋蕨甜。岂是闻韶解忘味，迩来三月食无盐。”一诗，这首反映山区百姓食无盐的问题被李定等人诬陷为讽刺新盐法。把《八月十五看潮五绝》之一的“吴儿生长狎涛渊，冒利轻生不自怜。东海若知明主意，应教斥卤变良田。”诬为讪骂新水利法。李定等人招招见血，几欲动摇了神宗的杀心，但神宗毕竟是赏识苏轼的才华，加之仁宗皇后曹太后、王安石、宰相吴充等人的相救，苏轼经历了五个月的牢狱之灾后，作为“政治犯”被贬为黄州做团练副使去了。

其实，“乌台诗案”中的苏轼在变法中原本可以见风使舵、顺水推舟的，一则神宗皇帝支持王安石变法，今天看来那可是“领导项目”，得用政治眼光看待它，反对变法就是反对领导、就是破坏大局、就是破坏改革开放，此罪非小；二则，王安石原本对苏轼有提携之恩，况且此次变法王安石又是皇帝的红人，在一些人眼里，溜虚都嫌迈速低，别说政见矛盾尖锐了。但磊落、豁达、正直、坚韧、奋不顾身的苏轼在变幻诡谲的政治漩涡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方向，没有沉沦。

苏轼居于保守派，反对变法，因为在他看来，包括雇役法在内的新法多为不便，再就是有些小人借变法上爬。然而，王安石变法失败，司马光上台后废除新法，苏轼没有弹冠相庆，而是站出来明确反对保守派废除新法中对百姓比较有利的差役法，并且和司马光在朝廷上闹得面红耳赤。变法派的嫉恨、保守派的敌视，苏轼就在这样官场的夹缝中顽强地抗争着。

我们不可能莫名其妙地喜欢乃至爱上一个人的，也不可能毫无因由地敬重一个人，爱或者敬重一个人是需要明确理由的。“大江东去”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”而苏轼，风流越千年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霜冷关河）